王玉茹：经济史研究的“中国情结”
作者简介
王玉茹，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01年第1期（总第3辑）。
全文4920字，阅读约需11分钟
经济史研究的
“中国情结”
有人认为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能缓慢发展到资本主义，这实际上是中国学术研究中存在的“中国情结”。
这一情结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力图在中国历史上找到西方世界兴起时曾经存在的东西。
不解开这一情结，我们就不能找到中国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原因，也就找不出中国近代落后与不发达的原因。
”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并被列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但是这种光辉的文明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中国迈向近代化过程的包袱和障碍。
在西方现代文明兴起的时候，中国的统治者自恃天朝大国“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对西方的现代文明不屑一顾，从而拒绝与“外夷”交往。
当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中国不得不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时候，洋务运动的主旨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观上就是要用西方的坚船利炮来反击西方的坚船利炮，并不是要用西方文明来取代中国的传统文明。
虽然洋务运动在客观上还是经过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商办的过程把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代表、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现代西方经济体制部分地引进了中国。
但是经过了80 余年艰难曲折的发展，它仍然在中国经济中只占不大的比重，离工业化还相距甚远。这一切除了政治上积极的作用——抵御外国入侵之外，我想更多地来自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这种文化的积淀在经济上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而在学术研究上则形成了反映这种民族心态的“中国情结”。
何谓“中国情结”？笔者在这里是指那种源于中国历史上有着灿烂的文化和丰富的物质文明，从而认为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能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即在她原有的古代文明基础上可以产生出同样灿烂的现代文化和物质文明的民族主义情结。
这种情结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具体表现，就是要力图在中国历史上找到西方世界兴起时曾经存在的东西。
如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资本主义萌芽”，近年来研究的中国股份公司以及工业化等等。
虽然表现方式不同、研究的动机和出发点不同，但是或多或少都存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存在的东西要从中国历史上寻找到的倾向。
具体地讲，前述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最典型。
记得70年代末笔者在大学中读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程时，因为对这门课比较偏爱下了些功夫，但当时不管是课上讲的，还是看到的已经出版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文集和刊物上刊登的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文为数不少，作者们都在中国的各个行业的手工业工场中寻找到了“资本主义萌芽”，甚至认为比西方出现得还早。
但是一直困惑笔者的是：为什么后来的中国近代企业没有一家是从这些“萌芽”中产生的呢？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怎么了？当时我没有作深层次的考虑。
80年代中期笔者开始转入中国经济史专业的研究，深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并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作了比较研究，这时我才悟出其中的原因。
中国近代经济是当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把市场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想把中国变成它的市场的一部分，从而用炮舰打开中国闭关的大门，促使在中国延续了上千年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瓦解，并把资本主义或者说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特征的近代经济带到中国这片土地上来时才产生的。
相信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资本主义萌芽”，甚至近年来依然有一些学者坚信“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能发展到资本主义”，这只能是一种情结，是中国教条化的民族心态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种表现。
近几年在经济史研究中这种现象依然存在。比如，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发展，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深入，经济史学界对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研究也开始成为热点。但是在这种研究中同样出现了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寻找“股份制”的情结。
股份公司是一种现代企业制度。16~17世纪在西方出现时，它是作为一种通过销售股份来筹集资本的获得国家特许的进行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的商业法人团体，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发展为一种私人合伙和信托结合在一起的风险事业公司。
它始终是作为一种资本制度安排的法人制度存在的。它不同于中国近代经济出现以前历史上存在的民间合伙。
股份既是一种募集资金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资本存在和运作的方式。它存在的前提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它要通过市场发行股票募集所需的资本，而在近代以前的中国根本不存在资本市场。据笔者的研究，即使是近代的中国资本市场也是不发达的。这也是中国近代股份公司制度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之一。
可是近年来国内的一些研究人员把中国历史上的合伙（股）制等同于股份制，甚至认为中国在清末就存在股份制。他们认为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合伙制中出的资也是“股”。然而此“股”非彼“股”。
如有人把这种股份划分为“资本股份”和“收益股份”，可见它并不是资本存在形式意义上的股份，只是一种出资的方式。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股份公司，其股份是资本的存在方式，收益是凭股份来取得的，而且其投资者和经营者是不同的。
在运用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对中国近代化进行的研究中，国内不少学者使用了二元结构理论，这是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是笔者认为在使用中“元”的意义并不是原意。
在发展经济学中，二元结构理论是指在后发展国家，由于其开始近代化时可以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在原有的传统经济基础上开始近代化，因此在这些国家的近代化过程中现代经济和传统经济并存；由于这些国家劳动力价格低，因此生产成本低，在近代化的部门可以利用先进的技术和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从而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加速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这里的二元结构的“元”指的是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即两种生产方式，而不是两种经济成分。但是目前国内的一些人把我国目前经济中并存的多种经济成分也称为“元”，完全脱离了发展经济学理论赋予它的含义。
还有人把它用在原始工业化和工业化并存的研究中。所谓原始工业化，是指在工业化初期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但是中国乡村传统手工业的发展是否与英国的早期工业化时期一样起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笔者觉得值得商榷。
上述种种引进和应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中国近代经济问题的现象，不管是主观上还是客观的结果上都存在把西方近代出现的经济现象与中国近代经济出现以前的经济现象相类比的问题。
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千差万别，不都是按照一个模式发展的，因此我们要成功地运用西方的理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首先需要一种科学的态度。
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有很多创新之处，原因是他们是作为局外人看中国，他们研究近代中国是把它看作一个后发展的落后国家，没有了中国人那种“自尊”，他们看到的是这个东西与西方的不同之处，分析它们不同的原因，就能从中发现更多问题。
而我们往往是希望外国有的中国也有，去千方百计地寻找它们的共同点，往往就不能发现问题所在。
试想如果我们也能够站在一个局外人客观的角度审视近代中国，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虽然在古代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是由于近代以儒学为核心的科举制度的教育形成了那种封闭的、墨守成规不求变化的传统意识而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创新意识，也就是承认中国传统社会内部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就不会千方百计地在中国寻找资本主义萌芽、股份公司，而是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原因，就可以发现中国近代落后和不发达的原因，从而为今天的经济建设提供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这样的研究岂不是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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